债券通运行八周年之际，“南向通”参与机构扩容，券商等非银金融机构拿下了“南向通”的新发入场券。
在业内人士看来，非银金融机构入场，机遇与挑战并存：既满足非银金融机构在低利率环境中的多元化投资需求，同时也考验它们的投研、风控及境外债投资能力。
券商跨境业务迎结构性机遇
业内人士表示，“南向通”不仅是工具性的机制创新，更是推动境内券商国际化发展的战略平台。随着机制不断完善，头部券商有望在跨境业务中率先突围，夯实在境内外市场的协同服务能力，抢占新一轮全球资产配置的主动权。
在“南向通”扩容之前，券商等非银金融机构参与配置境外债券主要依赖QDII、RQDII等渠道，或通过设立香港子公司和其他离岸平台直接参与国际债券市场。然而，这些模式普遍面临灵活性差、额度受限、费用偏高及跨境合规要求复杂等难题，明显制约了机构的境外配置效率。
“通过QDII或RQDII等渠道，他们需要先设立投资产品，再通过相关产品投资于境外的资产。而通过‘南向通’，内地投资者可与香港做市商直接进行交易。”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说。
在行业层面，“南向通”的扩容正为券商带来一系列结构性机遇。民生证券研究院非银金融首席分析师张凯烽表示，非银机构可通过“南向通”购买香港债券市场的多币种债券，满足多元化投资需求。而投资标的范围拓宽，有助于提升非银机构债券投资弹性，进一步提升自营投资收益率。此外，内地证券公司、互联网券商、香港交易所等机构交易经纪收入有望同步提升。
与此同时，参与“南向通”交易也对券商的投研与风控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有券商人士告诉上海证券报记者：一方面，境外债市场涉及的标的更为多元，市场规则也不同于境内，这要求券商的投研体系具备全球视野和国际化研究能力；另一方面，跨境配置将引入汇率波动、海外信用风险与流动性风险等变量，倒逼券商加快风控体系升级，构建覆盖全球资产的风险识别与管理框架。
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此轮“南向通”扩容为境内非银金融机构在低利率环境下提供了新的优质资产来源，缓解“资产荒”困境，也为人民币资产的国际流动性和币值稳定性提供了坚实支撑。对于券商而言，更是一次资本中介职能的深化机会——通过代理交易、产品设计、流动性供给等方式，进一步提升对客户和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
券商加速构建境外债投资能力
随着“南向通”机制的不断优化，境外债投资或将成为券商跨境业务的新发力点。在此过程中，具备完善风控机制、系统能力和人才储备的机构，有望率先抓住机遇，拓展第二增长曲线。
据记者了解，越来越多的券商开始探索更为多元的跨境配置路径，积极加快境外债券投资能力建设，逐步打通制度、系统和人员等关键环节，力争在下一阶段的“南向通”扩容中实现突破。
华福证券首席投资官王焕舟表示，看好点心债和中资美元债的长期价值，这类资产不仅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承载工具，同时也具备良好的流动性与性价比。在业务初期，公司将重点关注香港政府债、中国离岸国债、地方政府债及政金债等品种，逐步建立海外债券投资组合。
就境外债投资管控机制方面，王焕舟介绍称，华福证券当前的境外债投资管控机制，已初步围绕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汇率风险三个维度建立风控框架：市场风险主要通过基点价值规模和久期进行控制；信用风险则根据投资级债券与高收益级债券设定不同的投资模式，细化对行业、地域和个体的分析，注重分散配置，妥善管理信用风险暴露；汇率风险以加强市场研判、灵活使用衍生品工具等方式进行风险对冲。
券商呼吁优化系统衔接效率
尽管“南向通”推出后大受欢迎，但在实际操作中，制度、系统、工具等层面仍存在若干待优化之处。多位业内人士建议，进一步提升系统衔接效率、丰富衍生品对冲工具、优化额度与参与机制，以更好释放南向通潜力，推动境内机构“出海”配置能力迈上新台阶。
在交易系统方面，便利性仍有提升空间。当前，“南向通”已落地“多级直连托管”与“全球托管”两种模式，基本覆盖了主流投资者的跨境投资需求。但这两种模式在投资标的、操作流程等方面存在差异，客观上增加了操作复杂度。王焕舟建议，加快推进系统之间的协同融合，完善配套机制，推动实现更加顺畅的一站式交易与结算流程。
衍生品工具的可用性有待进一步丰富，因为跨境投资风险相较于境内更为多样，风险对冲需求更为迫切。“目前境内投资者已有路径参与部分境外衍生品交易，如外汇远期、利率互换、信用违约互换等，但标的与渠道仍较为有限。”王焕舟建议在制度层面加大支持力度，为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提供更加多元和高效的对冲工具，提升整体风险管理能力。
跨境监管协调与纠纷处理机制，也被行业认为亟待完善。据记者了解，在债券发行、交易、托管等环节，内地与香港仍存在监管差异，尤其在信息披露与投资者保护方面不尽一致。有券商人士建议，进一步加强制度衔接，建立健全跨境纠纷处理与风险防范机制，强化投资者权益保障，提升整体市场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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