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人物：曹日，原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主持人 现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国际新闻部主任。
杨君：享有一定声誉的中央电视台著名媒体人，著名节目策划、主持，也被称为国内少有的复合型媒体明星。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获得法学硕士学位，也是北京广播学院电视专业的第一位电视传播学硕士，为中央电视台第一位被派驻美洲东方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曾主持央视《世界经济报道》《纪实十五分钟》和《半边天》等多个栏目。
1999年开始出版媒体专著《英雄三部曲》(《英雄》、《现在》、《笑容》)，由于形象时尚，风度气质俱佳，温和与智慧并存，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被称为央视“智嘴”，国际著名大家金庸为《笑容》亲自写序，对杨君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多次出任中国电影电视发展高级论坛主持人并当选主席，2001年获得“新世纪百名杰出女性”称号，并成为新华社“环球20位最有影响力的世纪女性”仪式上唯一的颁奖嘉宾，影视传播学作品被译为17国语言。
2002年入选WHOS WHO世界杰出职业女性，2002年10月出任香港“两地影视业大型交流活动”主持人，2003年3月8日世界妇女节，中国邮政发行了杨君“笑容”系列邮票及首日封。杨君被国内外媒体称为近年来中国影视界的焦点人物之一。
媒介、思想、碰撞，当今媒体风云人物，谁在说?作为北京广播学院电视传播学专业第一位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杨君坚持传播学研究达26年之久。
杨君1990年成为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传媒学专业第一位硕士研究生，1992年因品学兼优成绩优异获得国家教委研究生奖学金和三台奖学金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中央电视台工作，以媒体评论员的犀利笔锋撰写大量以媒体为内容的调查及评论，首次提出电影具有媒体属性的观点，同时指出应将媒体的范畴包含八大传播媒介——电视、电影、广播、报纸、杂志、图书、音像、网络等。提出以媒体事件中的典型人物作为研究个例来纵向集纳考察中国及世界媒体发展的观点，并加以成功实践。
《杨君访谈媒体人物》、《杨君访谈国际媒体》是我们准备了三年之后隆重推出的国际国内几百位媒体顶尖人物的大型访谈，以前沿、客观、发展、国家、国际的眼光考察中国媒体走向，有权威人士预计该访谈的推出和媒体人物的成功思想将对中国媒体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和影响。
曹日，原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主持人，现中央电视台播音员主持人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新闻中心国际新闻部主任。
曹日：不断地主动选择——中央电视台英语节目主持人(CCTV-9)曹日访谈录
我是六月份出生的，据说是火马，按照中国的说法。作为我自己来说，跟马某些方面有点相似的地方。比如说我比较喜欢自由，整个性格，我自己认为还是不太愿意受拘束的。还是愿意能够比较自由的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全国各地属马的朋友们，非常有幸在这里向大家祝贺马年好。我也是马年出生的，也非常喜欢马，我喜欢马的勇往向前的精神，喜欢马脚踏实地的精神，希望以马的精神来跟大家共勉，不仅在马年，在其他所有的年份里，希望大家好，希望大家在各方面都取得辉煌的成绩。谢谢大家。
我姓曹，属马的，我小时候老师、朋友说好，为什么呢？马不离槽，姓曹，属马，这一辈子老有饭吃。我曾经喜欢特别唱歌的就是意大利的帕瓦洛蒂，我喜欢他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喜欢马，养了很多马，而且搞了很多世界大规模的比赛，马展。他曾用很大篇幅描写他为什么喜欢马。他喜欢马的初衷和原由跟我比较想象，他认为马很善良，而且马从不偷懒，是一种很勤奋的动物，而且马跑的快，还不像其他动物。
杨君：你作为一个属马的，你觉得你的性格里有马的性格、有马的精神吗？你非常非常喜欢马，而且你非常喜欢帕瓦洛蒂。这是为什么呢？
曹日：喜欢不刻意，比较自然的事情。马，老马识途，马到成功。咱们都说是龙马精神，不停的向前，而且是要付出很多，要非常脚踏实地，不遗余力的精神。我觉得我会有一些，但是可能没有那么突出。在我的生活中，喜欢跟马有关系的各种东西。我还喜欢看赛马。我从小与马有关联的事是，我姓曹，属马的，我小时候老师、朋友说好，为什么呢？马不离槽，姓曹，属马，这一辈子老有饭吃。我曾经喜欢特别唱歌的就是意大利的帕瓦洛蒂，我喜欢他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喜欢马，养了很多马，而且搞了很多世界大规模的比赛，马展。他在很多年前写的世界，其中有很大篇幅描写他为什么喜欢马。他喜欢马的初衷和原由跟我比较想象，他认为马很善良，而且马从不偷懒，是一种很勤奋的动物，而且马跑的快，还不像其他动物，比如说牛比较慢一些，马跑的很快，所以他兼具了马的很多优点。我当时很受感动，我喜欢马，也是因为马有一些特别出色的优点。他讲了他举办了很多马赛，马展，有很多照片，马都非常魁梧，非常精神。我没有看过那些马展，但是我还是有机会看一些比赛，比如赛马比赛。在体育比赛里，赛马也是我非常喜欢的项目。从这里边我就感觉到我看它的书，他也喜欢马，而且歌儿又唱的那么好，就感觉到有些共鸣，所以我就从那开始更加喜欢帕瓦洛蒂这个艺术家。
杨君：看来你的生活中跟马是非常有缘分的。你觉得这种缘分从你小时候呱呱坠地那一刻开始，还是因为你属马，妈妈告诉你很多马的事，包括很多精神，是什么原因？
曹日：两方面都有。属性刚开始不知道，同事、同学慢慢说起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属相，每个人对自己的属相很自豪，很高兴，每个属相都有自己的特点，自己的优点。我也是通过父母跟我说，开始有属相的意识，有马的意识。然后包括以前看很多徐悲鸿的画，五马奔腾都是非常壮观的，慢慢形成非常好的印象，也意识到马跟自己有非常深刻的关联。
如果今天晚上有一场重要的比赛，我这一天都睡不着觉，什么事都不想了。各种球星倒背如流是肯定的。我原来喜欢德国队那种契而不舍的精神。我为足球，特意买了副耳机，套在耳朵上的耳机就插在电视上，就是因为中国世界杯出线的过程中，有几场在中亚地区比，很晚，所以怕影响孩子。
杨君：我常说，我特别不能理解男士们有两件事，一个是喝酒，啤酒，一箱一箱的喝，那么苦。另外，为什么半夜三更爬起来看足球，大喊大叫的，如同一个疯子？我多年来一直不能理解。现在好一些，因为我们家的男士们都爱看球。听说你也是一个球迷？
曹日：我最大的爱好是足球，喜欢看足球。上大学的时候还踢过足球，虽然不够强壮，但是我挺喜欢的。现在连甲A都看，我同学说你堕落的不象话，连甲A都看。但是是足球我基本上都喜欢看。包括中国足球冲出亚洲我特别高兴。从上中学，1982年的时候世界杯冲线的时候，一直看到现在。我简直为了足球夜里睡不着觉，输了。现在可能还好多了，原来比如说中国队输一场，这一晚上睡不着觉，大脑里思绪万千，真跟自己比如说受到什么打击似的，遇到什么挫折一样，一夜一夜睡不着，就因为中国队输了，就因为喜欢这个。所以你说的我非常理解，男孩儿喜欢足球喜欢的那么冲动。有的人连婚都离了，就因为他喜欢足球，家里顾不上了，全身心去为足球了，他也不是职业的。可能干什么事情都有，画家可能是几夜几夜不睡觉，不吃饭，激动。我觉得体育运动确实有这个好处。有了足球之后，生活特别有充实。如果今天晚上有一场重要的比赛，我这一天都睡不着觉，什么事都不想了。各种球星倒背如流是肯定的。我原来喜欢德国队那种契而不舍的精神。我为足球，特意买了副耳机，套在耳朵上的耳机插在电视上，就是因为中国世界杯出线的过程中，有几场在中亚地区比，很晚，半夜，我爱人原来也是个球迷，但是有小孩儿，另外，女球迷总不如男球迷那么激动。
杨君：我想家庭足以支持你今后能走的更远，应该是这样。夫人也成了球迷，她是你培养的？你孩子是不是也喜欢？
曹日：她父母就比较喜欢。为此没办法，有冲突，都是夜里的比赛，不听解说还不行，必须要听解说，要听到现场的气氛，不能把声音开太大，小孩儿、爱人要睡觉，我特意买了耳机，自己戴上，不影响。孩子他现在还不知道，但他知道我喜欢。小孩儿非常灵，潜移默化。他有时候自己看电视，比如说他喜欢看动画片，动画片不是永远有的，没有的时候，看到一个频道，某场足球赛，他马上叫老爸，有足球，我给你放在这儿，你来看，他也知道是足球，也不知道谁对谁，但他知道我喜欢看。我想他大了，可能也会有这个爱好。
我非常喜爱这个职业。喜欢这个职业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我很喜欢学一种语言。我觉得学一种语言——语言不光是一个工具，有很多人说语言是一种工具，但它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它还可以帮你打开冲向另一种文化的一扇门，使你了解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有人这样生活，有人那样生活，有人这样思考，有人以另一种思维方式思考。所以我很喜欢语言，因为它能使我眼界开阔，同时我还很喜欢电视。
杨君：大家看到的曹日是平和的，不知道你内心这么激越，这么丰富。曹日你平常戴着眼镜，非常有修养的样子，温文尔雅。你内心的感受怎么让别人感知？
曹日：了解一个人最主要是接触，而且我相信每个人的内心世界都是非常丰富的，只不过不同的人表述方式不一样。由于成长的过程，所受的教育，每个人表现出来的方式不一样。但实际上每个人的内心世界都应该是非常丰富的。我相信我自己和其他人在这方面一样。
杨君：无论是曹日的节目还是曹日的为人，都有你自己的特色。你一直做的是英文节目，是怎么通过屏幕，与观众建立联系的？
曹日：英语节目跟中文节目，在有些方面是不同的。英语节目所面对的观众是不一样的。这种观众看你的时候他会意识到外国人说他们自己的语言，所以跟他们建立比较亲切的关系更加重要。而且很多西方观众，由于他们生活方式的不同，他看到的风格，跟咱们也有某种程度的不同。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更要努力去跟他们建立一种交流式的关系，这就要通过你的播音风格，通过语言的运用，包括在演播室里，在镜头前面要放松一些，尽量以一种说的方式，而不是以读的方式播出这个新闻，这也是我们一直努力的方向，还有很多差距，真正做到说新闻、讲新闻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我一直在努力。
曹日：我非常喜爱这个职业。喜欢这个职业有很多方面的原因。第一，我很喜欢学一种语言。我觉得学一种语言，语言不光是一个工具，有很多人说语言是一种工具，但它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它还可以帮你打开冲向另一种文化的一扇门，使你了解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有人这样生活，有人那样生活，有人这样思考，有人以另一种思维方式思考。所以我很喜欢语言，因为它能使我眼界开阔，同时我还很喜欢电视，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电视在我们的生活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且电视作为一种现代的传媒，确实有它很多的优势。而且电视非常活跃，非常能够发挥人的想象力，很丰富。所以，我既喜欢电视，也喜欢英语的语言文化，这两方面的结合我比较满意，很高兴。
我挺高兴的，挺感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其实这十多年，我也有很多话要说。我老觉得自己好像是幕后工作者，虽然我们在前面。所以我挺愿意有机会跟观众交谈，交流，把自己的想法，包括我认为观众想知道的，很多其他观众私下问我，我也想跟大家交流交流。主持人也好，演员也好，有观众才有生命。所以，我挺感谢能有这个机会。现在的观众成熟很多，素质比较高，他更关心的是节目，更关心的是栏目。我听了很多观众问我为什么看不到九套，我们这儿收不到。
草日：我们曾经收到一封信，山西的农村，比较偏远的山区，有一个中学生，他说我的名字叫曹日，我看你的节目，用英语说叫曹日，但是我们的字幕是英文的，他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两个字，我叫曹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叫曹日，我看那个信大吃一惊，在这么偏远的地方有一个人看英语节目，而且他的名字跟我的名字一模一样。在从那之后还跟他通过信，保持过联系，我就觉得世界又很大，又是如此之小。也许会对他有很大的影响。
杨君：会有很大的影响，他会觉得曹日是这样的，他以后没准也是这样的。所以你时时刻刻，点点滴滴会意识到你的言行，你的存在对人们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曹日：对，我现在越来越有这个意识。其实英语节目有越来越多的观众有反馈，就越来越有这个意识。信越收越多。九套开播之后信明显的多。有时候出去有人认出来，打打招呼。比以前多多了，而且我感觉到观众也多了，好像跟中国的发展有关系，很多人越来越关注英语节目，明显感觉观众多了，认识自己的人多了。
我来到电视台之后，我的父亲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上大学，毕业分配，而且分到中央电视台是很顺利的，他说这是一件好事，又是一件不好的事。好事就是没有人非得需要去受很多苦，很顺畅应该是一件好事。不好的事，往往会消磨你追求的动力，消磨你进一步往上走的动力，安于现状。后来我想他说的话确实有道理。
杨君：你对电视英语表述很到位。你认为由于你学了这种语言，改变了你工作的状态和内容。但是因为你学了英文，而没有学别的语言，英文是不是把你生命的整个过程都改变了？
曹日：确实是改变了。思维方式的改变是很大的一个方面，比如有什么问题。很多问题通过这几年的学习，通过接触他们的文化，我也觉得我可能变得更加乐观。具体说到生活方式上，比如说喜欢旅游，能够在节假日，在自己放松的时间旅游，即使在很早的时候，旅游现在成为很多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以前好像没有这个意识，但那个时候也可能我受到一些影响，非常喜欢到各地旅游，看各地的山水、风景。还有很多很细微的方面。一种文化的接触，一种文化的影响表现在各个方面，比如说你的穿着打扮，比如你的言行举止，各种文化都有优秀的地方，中国文化也有非常优秀的地方，西方文化也有相对比较优秀的地方，比如对女士非常尊重，下车、开门首先都能做到，很绅士，也是一种文化上的影响，世界文化总是要互补的，互相交流。
杨君：我想问的是由于你学的是英文，而没有去学现代汉语，或者没有去学西班牙语，否则状态是另外一个样子。有没有想到当初怎么就学了英语，当初怎么来到中央电视台？
曹日：这个说起来是非常长的过程。当初在中学的时候，选择英文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偶然性就是当初考学的时候选专业，因为文科范围比较窄，当时很多老师、同学都说英语在当时工作分配还是比较好的科目，当时学的还不错，英文这门课学的还不错。比较有语言上的悟性。也可以说是悟性，也可以说是喜欢，还可以。然后我就想学语言。当时我父母都是干新闻的，我父亲原来在《人民日报》，母亲在北京广播事业局，他们说你不能光学英语，英语是工具，要有所专长，既想学语言，想学英语，在很多专业选择上，他们说你能不能英语和新闻结合起来。当时国内好像有国际新闻专业的，据我所知只有广院和厦门大学。我是广播学院的，我就报了广播学院的国际新闻专业，上了五年，最后一年我是在中央电视台的《英语新闻》实习的，那时候是《英语新闻》开播了大概三四年的时间，影响还非常大，在这里实习我也非常喜欢，特别希望能够到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工作，当时没有想过是不是主持英语新闻，但是非常喜欢这个工作。于是，分配的时候，也可能实习的时候工作的还可以，就分配到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
杨君：这个过程有偶然，也有必然，是很自然的事情。现在看来，你的整个过程挺顺利的。
曹日：应该说是挺顺利的。我来到电视台之后，我的父亲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上大学，毕业分配，而且分到中央电视台是很顺利的，他说这是一件好事，又是一件不好的事。好事就是没有人非得需要去受很多苦，很顺畅应该是一件好事。不好的事，往往会消磨你追求的动力，消磨你进一步往上走的动力，安于现状。我父母其实挺希望我出国的，他们觉得应该出国，我觉得我父亲说的这句话，准就在这儿，如果我没有来电视台真可能出国，因为我当时打算出国，我同学很多都出国。出国不一定有今天好，这是另一条路，另一种选择。而且我直到现在都认为应该去看看世界，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不同的思维方式相差非常非常大。不管怎么样，我选择了今天的曹日的道路，我不后悔，我目前能想的就是把自己的工作更好一些。后来我想他说的话确实有道理，我到电视台之后可能会有一段想法。
曹日：到电视台四五年之后。因为刚来有一个新鲜的过程，有一个满足的过程，在业务上也好，在工作上也好，失去了动力。然后慢慢有一些压力，然后随着父母的提醒，慢慢悟到。
曹日：尤其是现在英语频道开播了，这是中国面向世界的非常重要的窗口，是我们国家唯一的一个全国播出的英文频道。这个频道的播出，同样也像我父亲说的是好事，也同样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其实每个工作人员由于频道的开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这时你突然会觉得我能不能把握这个机会，马上这个踢球等于推到你的面前，怎样选择，到底有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面临这个事。没有做好准备压力会更大，而且没有准备好，可能面临的就是困难。形势比较严峻。中央电视台英文频道的开播，给每一个人都是带来机遇和挑战。
杨君：很大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心的，使得你自己必须要充实自己，必须使自己能够胜任。
后来我结婚了，我爱人到我家说我父亲挺宽松的，包括现在年轻人的打扮他能够接受。我记得那时刚刚改革开放，留长头发，穿喇叭裤，很多家长不干，觉得小孩儿穿成这样，我父亲就不说，但他会告诉你不美，但他不会说脱下来，他尊重你。所以我受他这个影响挺大的。
曹日：我受我父亲的影响多。我父亲这个人，无论从性格、爱好，都有影响。我母亲因为跟父亲两地分居，所以影响少。我父亲特别喜欢古诗，特别宽松。包括后来我结婚了，我爱人到我家说我父亲挺宽松的，包括现在年轻人的打扮他能够接受。我记得那时刚刚改革开放，留长头发，穿喇叭裤，很多家长不干，觉得小孩儿穿成这样，我父亲就不说，但他会告诉你不美，但他不会说脱下来，他尊重你。所以我受他这个影响挺大的，这都是小时候。
其实人的一生，可能小时候的影响更多一些。我爸爸的性格对我有一点影响。他是特别散漫，不是特别看重功名利禄。这种东西有时是矛盾的。你散漫很多，有时会认为没有追求。包括我们自己也有人说如果我要是你，我会怎么样。同样会说明会有不同的意见。爸爸对事情的一些态度，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宽松。而且他挺前卫的，他能够接受。我现在如果是20多岁，染头发，我父亲肯定会觉得不好，但他绝不会强迫我把头发染回来，他会告诉你把头发染回来。我印象最深的，小孩儿的时候，那时我上中学的时候流行长头发，很多年轻人都是长头发，我头发也很长。但我父亲不喜欢长头发，并不觉得长头发好，但他从来不说你必须得剔头。他在我应该理发的时候，那时理发是一块钱，他给我一块钱，说你该理发了，如果我拿一块钱理发就理发了，如果我不理发，他觉得没什么，他的意思表达到了，留一个条搁在桌子上，留一块钱。有时我觉得长了，确实会理，有时也不理。我爸爸从来不追求什么，他要表达他的意思。
曹日：每个家庭都不一样。反正我是在这个环境里长大的，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严厉的父亲可能也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
杨君：爸爸是你的偶像，你现在是你孩子的偶像，三个男子汉。你后来有没有为小孩儿设计过未来？
曹日：没有，这一点绝对不会。我觉得这是一个误区，父母所不能成就的，寄托在小孩儿身上，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他应该有自己的选择，完全不应该有实现的梦想。
大运会的闭幕式，实际上我觉得也不叫主持。在工人体育场。大运会是一个电视转播，是我跟周涛作为串场，她播报宣布大运会开幕，我用英语说。在工人体育场上面的地方，因为人很多，场面很大，我们基本上都没什么地方待了，上非常高的地方，以至于咱们台的摄像机上不去，线拉不了那么长。最后说没办法，只能给你们俩一个很短的镜头。
杨君：记得我读书的时候常看《英语新闻》，这个节目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教材，它教会我很多东西。可能现在像这样的人也很多。大家看到曹日，会觉得曹日是每天都来的一个辅导老师，观众可能会这么想。我认为角色定位是不一样的，不见得只服务于西方观众。
曹日：英语频道实际上作为大的定位来讲，是向国外宣传中国，作为一个窗口。但是同时还起着另一个作用，还服务于国内一些喜欢英语的，普及英语教育的作用，很多国内喜欢英语的中学生也好，包括工作以后的，还有老年人，他们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这个渠道学习英语的。所以，我们实际上感觉到责任，还肩负着这个任务。
曹日：对，奥运会来了，作为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举办大型的国际性活动，语言是非常重要的。现代化、国际化表现在方方面面，其中一方面就是语言。我由于工作的原因，去过几个国家，包括日本，我就发现他们包括在标语的标识，包括百姓的英语普及程度，无论你是否接受，英语在某种程度上现在成为国际语言，要跟别人交流，要举办世界大型活动，中国要发展，就离不了共通语言进行交流。所以，如果我们的英语频道能够对广大的观众学习英语有所帮助的话，那我们也是非常高兴的。虽然我们的主要任务还是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把中国的进步，把中国的文化介绍出去。
杨君：曹日，我跟你以前接触少，以前看到你在电视上说那样的语言，跟我们不是一类的语言。但是今天跟你聊天，我发现你是中文表达非常到位和流畅的人，而且很健谈。前些天我听到一个说法，说英文节目主持人的影响比较小，不如做中文的。我不是很同意他的说法。
曹日：我也不同意。首先说影响大、影响小的问题，每个频道，每个栏目都会有影响，英语作为语言来讲可能会是一个障碍，但是这不应该成为你跟观众交流真正的障碍。因为好的节目总是有人喜欢看的，而且我们的定位也确实是一些懂英语的人。所以作为一项工作，作为一个职业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把你的工作做好。
杨君：你客观怎么看这件事，我既不同意他说英语节目影响小，这本身对自己的不自信，或者对自我权力的放弃，同时我也不同意他说自己不被人重视。其实重视不重视是自己的事情。你说主持的节目是给外国人看的，也许你并没有想到中国有上亿的中小学生在看你的频道，跟你学英文，你意识到了吗？
曹日：我觉得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他所说的观众数量的差异。比如我曾经跟周涛主持过大运会的开幕式，周涛走到哪里，很多年轻人，包括一些中老年的观众，马上就认出她来，我在她旁边一起走，但是几乎没有人能认出我来。我觉得可能有些人在这种情况下会感到落差很大，但是我觉得我没有特别强烈的感受。我觉得周涛可能有很多观众喜欢他，看到他的节目，这是自然的。我的观众有限也是自然的，但我并不会因为我的观众有限，而影响我对职业的热爱和我对工作的认真程度。大运会的闭幕式，实际上我觉得也不叫主持，因为他是一个中英文的，周涛说中文，我说英文，主要是报幕，主要起司仪的作用。但是那次对我来说，也是我参加最大的活动，场面很大，我觉得我还有些紧张，周涛就比我放松，因为她可能见的多，主持的也多，我觉得对我是很好的锻炼。
在工人体育场，因为当时人很多，我们主要是为了电视转播。大运会是一个电视转播，是我跟周涛作为串场，她播报宣布大运会开幕，我用英语说。在工人体育场上面的地方，因为人很多，场面很大，我们基本上都没什么地方待了，上非常高的地方，以至于咱们台的摄像机上不去，线拉不了那么长。最后说没办法，只能给你们俩一个很短的镜头，大概就五秒钟，我还觉得很遗憾，好不容易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但是声音一直在响，但是因为场地的限制，等于她宣布大会闭幕式开幕，我就用英文说一遍就结束了。后面我们仍然在报幕，但是镜头没有了，现场就切走了，摄像机到不了。我对那次印象很深，是中国申奥成功以后，第一次办的大型的大会。
杨君：如果你热爱一件事情，就不会在意其他的东西。但还有一个另外的问题，之所以喜欢周涛的观众多，除了节目以外，可能还有更多的人看到她、联络她。你的节目也有人想看到你，也想认识你，但是不知道怎么认识你，打电话找谁，你要主动些喽。
我从电视台1989年到现在十二、十三年了，一直从事这个工作，一直做主持人，出图像。但我觉得好像中央电视台的英语主持人都有一个特点，大家不太看重这个问题，不太张扬，把自己的节目做好，把自己的播音水平提高，没有太多的说在名利，知名度有多高，好像我周围的同事都是这样的。
杨君：跟你的同学相比，肯定他们从事不同的职业。你现在从事的是这样的职业，你的思维方式跟他们相比，或者你对事情，对人，对家庭，对周围的一些看法，跟他们相比有没有不同？
曹日：总的来说没有什么不同。我的同学主要现在也有在新闻单位，也有在外资企业工作的，我们也经常见面，经常聊一些事情。我觉得人的世界观可能在大学上基本形成了，如果能够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思维方式应该相似或者相近，没有非常大的区别。当然，他们从事的工作不一样。但是我们在所有方面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
杨君：我非常高兴你这么说，看来你的心态非常平常，是非常正常的心态。这个心态其实很重要。
曹日：我从电视台1989年到现在十二、十三年了，一直从事这个工作，一直做主持人，出图像。但是，十多年来对一个人，已经会有人说红的不得了，出名的不得了，但我觉得好像英语主持人都有一个特点，大家不太看重这个问题，不太张扬，把自己的节目做好，把自己的播音水平提高，没有太多的说在名利，知名度有多高，好像我周围的同事都是这样的。
我今天早上6点就上班了。我一个星期至少值两三个班。早晨6点开始值到夜里，要有四五次直播。
曹日：中文节目都出错，更何况是英文节目。有的时候要直播，要播出，压力来了就紧张起来了。
杨君：我忽然明白你说的积极的阶段已经来了，人被动的时候特别容易疲劳，有点身不由己。当你主动选择以后，你就觉得很多事容易一些。
曹日：确实是这样。英语频道的开播，对我，我相信我的同事也是一样，带来一次机会和挑战。你不得不面对他。从一个一天只播几个小时的，穿插在频道当中，一天播出24小时，而且是以新闻为主的，而且很多新闻改成直播。作为一个工作人员，用另一种语言来工作，压力其实和其它频道工作人员差不多的量，马上一下压力就上来了，而且一点不能马虎，而且频道开播，某种程度上说吸引的目光和注意更多了，使得你不得不更注意自己播出的效果和形象，所以这个压力，其实很多都是一样的，包括中国的入世，中国一些企业的发展，压力是随着发展不可避免的带来的。
杨君：原来我在海外中心，1993年派驻美洲东方电视台的时候，那时我们的卫星在全球覆盖率还不是很多，现在却有了很大变化，具体是多少？
曹日：现在据说除了南美洲几乎都能看到。咱们的信号是通过卫星发送出去，实际上在天空中飘着，有一些地区想看，需要一些特殊的设备，解码器。信号基本上覆盖了，飞上天空。
他就老说为什么不要我了。小孩儿的内心非常丰富，他可能有很多时候无法表达内心的东西，但他的内心是非常丰富的。第一次听到这话我难受的说不出话来。把他当做大人一样，我能做的就是给他讲清楚，父母确实很忙，绝对不是不要你了，而是由于我们有工作，实在离不开，在什么时候一定会来接你的，要把道理给他讲清楚，小孩儿是完全可以交流的，他后来接受了。
杨君：你看着依然很年轻，状态也非常积极。事实上你已经有孩子了。真是看不出来。
曹日：很多人说我非常年轻，确实是显得非常小。我小孩儿都七岁了，上小学了。还有人想，因为的是新闻类的主持，在国外都是非常老成的主持人，在国内有些不同，我有时候想是不是应该变得更老成一点。但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风格，比如说自身的条件，很多程度上是无法改变的，但是要形成风格。一个好的主持人和播音员要有不同的声音来说你，有人说这个人挺好的，有人说我觉得不怎么样，会有不同意见的交锋，要有个性。个性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人没有什么反响，存在的价值比较小。有争议就说明这个人有特点。
杨君：就看大家看你的角度。是不是应该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大家，这是一个沟通的事情。可能不同人的看法有不同的观念，也许都不是事物本身的真实情况，是理解问题。
曹日：对。我老觉得我们做的工作是播音多于主持，因为是新闻节目。这还是我第一次接受这样的访谈，因为我们主要都是稿子准备好了，新闻都是几组的，一条一条的，不是随即的，所以自由发挥的情况不是很多。所以有人说你们主持人怎么样，我说我不是主持人，我是播音员，我觉得还是有区别的。
曹日：我确实比较喜欢这个工作。我曾经跟贺斌主持过《第二起跑线》，但是一期专集，专门讲英语学习的，我老说我到电视台十多年，有很多收获，最大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业务上没有丢，因为我一直学英语的，学新闻的，这么多年能够很连贯的去保持，不是很容易。有很多同学到别的单位，可能就丢掉了。
杨君：你跟你儿子在一起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有时候小孩儿跟爸爸不是他老子，而是他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叫什么名字？
曹日：我的小孩儿特别好，很多人都说儿子跟爸爸不好，但是他跟我挺好的。现在还知道，原来什么都不知道，看电视，说爸爸你在这儿，怎么能在电视里呢，很奇怪的事情，现在慢慢都知道了。我觉得教育小孩儿，现在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说法，我挺欣赏既是自己的子女，又是自己的朋友，要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我跟他做朋友，一块儿玩，他也挺喜欢跟我玩的。孩子长的像我爱人。而且小孩儿都有一种父亲的崇拜基因，尤其是小男孩儿，六七岁正经历这个阶段，我做点什么事他特别佩服，特别羡慕。比如说他就是挺喜欢英语的。很多人你应该教他英语，你本身就干这个工作，但是我一直没有可以去教，因为我知道语言特别需要环境，你就是生往里灌输不管用，所以我没有刻意教他英语。
但是由于我的工作，回家看一些书籍是英文的，我喜欢看一些英文节目，他就知道老爸是搞英语的，英语这个东西好像挺有意思的，音调不一样，他慢慢就会有兴趣。所以他上小学，老师说你选择什么样的兴趣班，有围棋、绘画、英语，他自己就选择英语学习班。虽然他的英语也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他有这个兴趣，小孩儿可能更多的是有兴趣。他叫曹允怀，父亲查的中国的古书，班麓有一本书叫允怀多福，很多人说这个名字特老。我有一回带他去看病，说曹允怀，谁的名字，我说是我小孩儿的名字，他说我以为曹日是小孩儿。他的名字显得比我都老。
杨君：我偶然看过一些心理方面的书，还有电影，要关心小孩儿的内心，有的孩子一件小事也许心里就想不通。你平常比较忙，你们怎么来照顾他？
曹日：他现在原来靠父母带动他，后来从四岁开始就寄宿，上全托的幼儿园，现在又是寄宿的小学。我为此也下了很大工夫，父母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一个环境里，离开自己了，也挺舍不得的，我也看了很多书，请教了很多专家，他们一致的意见就是全托并不一定不好，关键是把他托出去之后，不能因此跟他隔断联系了，给他的感觉是把他放走了，不管了。当一旦有机会在一起，就要表现出对他的爱，多跟他交流，不能让他觉得他被舍弃了，不一定有负面影响，更多的是增强自己的自立能力。他想不通的东西多了。
原来我很忙，我爱人也很忙，有时候给他送到奶奶家也好，姥姥家也好，他就老说为什么不要我了。小孩儿的内心非常丰富，他可能有很多时候无法表达内心的东西，但他的内心是非常丰富的。现在由于都是一个孩子，每个做父母的都非常关心自己的孩子，但我觉得可能很多关心更集中于身体上的，比如吃得好，睡得好，穿得好。我觉得更需要关心他的精神世界，怎么关心精神世界？我觉得应该给小孩儿宽松的环境，让他多玩。比如学校有很多作业，他母亲老说让他把作业做完，我总觉得小孩儿处在这个年龄就是一个童真的年龄，玩是主要的，我有这个观点，不知道对不对。
曹日：我难受的说不出话来。把他当做大人一样，我能做的就是给他讲清楚，父母确实很忙，绝对不是不要你了，而是由于我们有工作，实在离不开，在什么时候一定会来接你的，要把道理给他讲清楚，小孩儿是完全可以交流的，他后来接受了。我觉得对他没有产生什么不好的负面影响。
很多人都以为我是养尊处优的人，很多人说一看你就不像干家务活的，就像小少爷。活儿不少，家里的饭基本上都是我做的。在我父母家里，我父亲不做饭，我包饺子挺好的，擀皮做得比较好。我小时候跟父母在一块儿的时间不多，我一直跟着父亲，或许跟我的性格有关，没有感受到太多的压力。当真有压力的时候，也不觉得天塌了，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会非常乐观的，自我调整能力很强。
杨君：曹日，看来你有一些不安分的基因，你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是不是很调皮的男孩儿？
曹日：我不是一个特别听话的孩子，你可能都不信。所以与马有关的因素，从来没有老师说曹日是特别听话的孩子，但我也不是打打杀杀的孩子。我觉得我的血液里有不安的因素，算比较淘的孩子。而且我觉得我也不算特别勤奋的孩子，但有些时候能够抓住学习的重点。我们家里还有一个妹妹，我妹比我小九岁。我父母那时响应国家号召，晚婚晚育，结婚很晚，30多岁了，生我的时候是36、37岁，生我妹的时候都40多岁了，我妹比我小9岁，现在都工作了。我妹现在在旅行社工作，她学的是财会，在旅行社搞财会工作。我小时候，父母忙，我妹妹是全托，基本上是我送她去幼儿园。现在可能大了，接触的可能不如小时候多了，而且我跟我妹妹差9岁，在很多时候，我有时跟她说咱俩有代沟，十几岁能够到一代了，当然没那样严重了。所谓代沟，比如说她喜欢的东西有时我不喜欢，而且我还挺生气的，比如她喜欢歌星、影星，哪天没见到哪个歌星哭了，不高兴，我在旁边简直气的不得了。现在我也明白了，都有这个过程。她现在也大了，渐渐也没有……
曹日：基本上没有，因为她跟我年龄相差比较悬殊。很多人不知道我有妹妹。很多人都以为我是养尊处优的人，很多人说一看你就不像干家务活的，就像小少爷。活儿不少，家里的饭基本上都是我做的。同学到我家里来，都是我自己做饭。我觉得我做鱼还行，做的比较好吃，他们都说。什么鱼都行。我开始做饭也是逼的，以前在家里都是我父亲做饭，后来我父亲脑血管不行，做不了饭，家里就没人做饭，最后我说我做吧，因为我爱人那时怀孕。人特别需要自信，别人说你做的好吃，自己就有兴趣，就开始做。有时也不行，不是专业做厨师的。
曹日：咱们台网上有一个主持人的网页，那时锻炼，我包饺子特别快，擀皮特别好，我在一个中学里实习锻炼，中学里大概有七八个老师，中午饭吃饺子，皮全是我擀的，其他老师在包，擀的特快，供七八个人来包。
曹日：我看也是。在我父母家里，我父亲不做饭，我小时候跟父母在一块儿的时间不多，我父母分居十多年，我父亲在北京，母亲在辽宁，我一直跟着父亲，后来我母亲调到北京。但是我们家的环境比较宽松，非常民主。这跟我的性格有关，没有感受到太多的压力。当真有压力的时候，也不觉得天塌了，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会非常乐观的，自我调整能力很强。
杨君：你要是不说你自己在家做家务，人家不会相信，觉得你肯定在家里什么都不干。
曹日：我小孩儿三岁之前，他母亲也在电视台，工作也很忙，老出差，夜里睡觉都是我带他睡的，包括夜里发烧，小孩儿发烧经常在夜里，我带他去医院的次数很多，所以还是干一些家务的。
曹日：我觉得责任感是必需的。整个社会要求是这样，都应该有责任感。我很少接受这样的采访。更多的时候是新闻的播出。干新闻跟这个是两回事，思路不一样。新闻还不能太过分的放松，但是不能太紧张。新闻怎么样也得绷着、端着。因为我父母都是比较宽松的人，尤其是我父亲，原来是搞新闻的，比较开明，他觉得小孩儿有自己的选择。我父亲是排第九，家里有九个孩子，他最小，他就说他母亲当初根本没有时间照顾我，我不也还可以吗，他有这个观点。
杨君：其实看来你从上学到工作，包括家庭都很顺，似乎大家看来都非常顺。但是我觉得其实有时人的一种转折也好，困惑也好，在于自己的内心，你有这样的时候吗？
曹日：我觉得很少有人会觉得自己非常非常满意，虽然可能在另一个人看来，这个人的成长过程一定很顺利，但实际上作为每个人来说都会这么想，人总是要有往前有所追求，我也是一样。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生活里，比如说我的父母年纪非常大了，他们生我的时候大概有36、37岁，所以我面临的负担，是跟我同辈的同学要大得多。我现在住的离我父母非常远，我最怕的一件事我的呼机，我的手机接不到电线多岁，往往容易生病。在过去几年里，陪老人去医院的次数非常多，所以我面临生活的压力实际上也是很大，老人年岁都很大，小孩儿又很小。工作上的顺利，只能是别人来看。作为我自己来说，并不认为是多么多么顺利。就拿简单的主持英语来说是无止境的，而且也有人说你主持的不好。
曹日：当你听到不好的时候，感受很不好。但是后来我觉得我应该静静想想，可能是某些地方做的不对，观众的眼睛非常明了，比如他会来信说你昨天领带戴歪了。当时可能你自己真没有记住，原来看信觉得没有什么，把这个东西搁到旁边，觉得观众很挑剔。慢慢就会了解，其实是关心你，你也会注意他的反馈。
杨君：我觉得关心你，过多的是由于他喜爱你，以至于关心到你的领带，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我们的劳动得到人们的承认。
我挺喜欢中国以前的一个作家，叫林语堂，他有一句名言，叫两脚跨中西文化，一心做宇宙文章。他完全跨中西文化，然后从一个非常高的高度看人类文化。我曾经非常喜欢他。
杨君：你有没有内心的感受，有时人很顺的时候，也许走在街上，忽然有一种茫然的，或者由于劳累，觉得不是那么有希望的感觉，前几天有一位朋友给我打电话为我描述她的感受，我给她开导了半天。
曹日：很多事情是自己的选择，有人说这个人很顺，有些人说这个人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你不知道这实际上是他做了多少种选择，比如有的成功企业家，他说他很顺，但你不知道他在面临选择的次数同样不少，而且他做了这个选择是一步步积累到现在的成功。说我顺，可能跟我做一些选择，由于我的性格也好，由于选择的就是这条路，也许很着急。比如有人说曹日，如果我是你，会比现在好的多，我不会怎么样，我不会这么早要小孩儿，我可能会投入更多的精力去工作也好，去旅游也好。这种事情是非常难说的，可能我是顺利的，但可能在其他人看来这不是最佳的选择。有偶然，也有必然，所以才走到今天。所以对自己选择的路至今不后悔。我不后悔。因为我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我觉得后悔没有什么用，只能是不满意就修正一下。我觉得事情总要看好的方面。其实生活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所面临的压力其实差不多。但是你只有去看到好的方面，看到希望，才能更容易克服困难。
杨君：你觉得每次做的都是心里最舒服的。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你是我见到的一个比较乐观的人。很多人都比较乐观，你相对比他们更要有机自我调整乐观的人。一种正确的选择和超越，这个很重要，很多人不太懂。你比较喜欢的人或者榜样是谁？有你欣赏的人吗？
曹日：可能跟我的经历有关，因为我16、17岁，17、18岁的时候，可能中国还不是非常开放，没有经历过崇拜歌星、影星的过程，基本上没有。虽然我后来挺喜欢很多歌星的，但是没有到很狂热的，像后来很多年轻的中学生狂热的程度。但是我挺喜欢中国以前的一个作家，叫林语堂，他有一句名言，叫两脚跨中西文化，一心做宇宙文章。
他完全跨中西文化，然后从一个非常高的高度看人类文化。我曾经非常喜欢他，也非常崇拜他，看过他很多的书，他的很多书用英文写的，包括钱钟书我也很喜欢他，非常睿智，很幽默。但他的幽默不是很张扬的幽默，完全是很潜在的，写在书里的一句话，包括他反映的一些事情，直到现在看《围城》，包括鲁迅写的很多东西，过几年再看，很多事情都是他曾经说过的，非常睿智，眼光很新锐。
一是角度不一样，还有一个是新闻的现场感非常重要。如果你有自己的记者去了，自己的记者站在事件的现场做一个出镜，马上拉近了观众的距离，使观众感觉到这确实是有记者到现场采访回来的报道，而不光像以前那样，把别的新闻翻译成英文之后，效果差别很大，更可信，更容易让人接受。现在形成一种风气，一种共识，要增加自采，要让自己的记者多出去采访，有英文频道特点的新闻占的比例更大一些。
杨君：曹日，中外文化的差异可能在你的工作中反映比较集中。比如老北京门墩这个词，有时候就查不到，有时为了一个词，跑到很多老学者那儿去请教。拿到稿子，要准确而要把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达给西方观众，这里，面既有生活的，也有业务的，而且带有文化性的。比如很多人翻译《红楼梦》，翻译最好的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中国的含义又是如何告诉观众的呢？
曹日：语言的问题确实我们天天遇到，每天要把中国的新闻，包括一些文化节目介绍给国外，天天遇到这个事，如何把中国文化里的东西准确的表述。我觉得我是这么想的，很多人说英语怎么不好，怎么好。在中国老一辈搞英语的人，包括钱钟书，包括解放前搞英语的都有一个观点，就是英语好的人，要想把中文的意思准确的翻译出去，这个人的中文必须要好。语言和文化是沟通的。如果自己的母语都搞不好，就无法准确表达，就像所谓最高的翻译境界是信达雅，要想做到信达雅，要准确表达意思，信是深层预测，达是准确表达，雅是如果自己的中文水平不行，根本不可能用另一种语言准确的表达。
我们在翻译过程中遇到很多很多问题，有中国文化的，比如说很多北京话，像门墩儿这些词汇，这些词汇要想准确表述出去，英语实际上是没有这种词汇。包括华表这些东西，华表是古时候测量时间的仪器。这时我们往往一是查字典，查资料，有很多字典和资料，还有请教双语都通的很有文化积淀的教授，像北外，搞文学翻译的有很多老专家。中文和英文的互译是非常难的过程，我记得赛珍珠才能翻译《水浒传》有一个人骂另外一个人胡说八道，但是赛珍珠翻译的时候由于对中文理解不够，就是实际字面的意思，外国人看了莫名其妙，什么意思，实际上是说你胡说八道。
《红楼梦》这种非常多，大概有七八版甚至十几版从中文翻译成英文的，《红楼梦》是包罗中国万象的一本书，对联也好，包括随便穿的一件对襟的棉袄描述都会非常细节，有很多人翻，但是翻译最好的北外的教授，他是一个中国人，他的爱人是外国人，完全靠两个人一点点对，这一版是相当到位的，其他还有长处，各有各的缺陷。所以这是非常难做的，对于我们来说，能达到英文的信达雅，要一辈子有不停的追求境界，非常微妙。
我经常遇到这种事情，由于我做这个工作，很多人第一件事就问我说怎么学好英语，有没有什么窍门，有没有什么捷径。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理解，学好任何东西，任何技能，没有什么真正的捷径。如果没有捷径，就不会是一个大专院校开英语专业开四五年，完全要靠积累，要靠工夫，要靠一点点，尤其在没有语言环境的情况下。现在有很多各种各样学英语的方法，疯狂英语，还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他们都会有帮助，但是最后都归结到每天，或者一个星期几次踏踏实实坐那儿，下很大的工夫一点点提高，量的积累到一定程度，会有质的提高。实际上没有特别好的捷径。这同其他的专业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
杨君：现在很多人把《英语新闻》想象成他想象的那样。所以他觉得这个工作没准儿是一个简单的事，没准儿是一个枯燥的事，没准儿是一个复杂的事，反正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你和你的同事们，每天具体都在怎么工作的？有流程吗？
曹日：回顾整个《英语新闻》的发展过程，英语新闻大概从1986年开始，到现在十多年，二十年了，它也是从不成熟，从刚起步到今天，队伍不停壮大，人员越来越多，设备越来越好。原来我们基本上依靠中文节目，《新闻联播》的新闻拿过来，还有四套的《中国新闻》翻译成英语，简单的加加工播出去了。现在随着整个频道的开播和整个电视的进步，我们的频道节目也有很大的提高，比如我们自采增加了，同样一条新闻，外国人关心的角度和中国人关心的角度不一样，所以我们尽量多的增加自采。比如说外资银行，中国入关，外资银行允许进入中国，中国人可能关心中国银行面临什么样的竞争，我们如何应付这些竞争。作为外国人来看这条新闻，他可能更关心的是中国是不是给我们提供了优惠条件，中国的市场确实怎么样，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以前如果我们完全照搬中国的新闻，觉得可能不一定是西方观众所喜欢看的。所以，现在我们尽量自己去采访，自己以自己的角度。比如过春节也好，过什么也好，我们可能会走到外国人中间，看看外国人怎么在中国过春节。而中国的新闻，可能更多的关注本地也好，本国的也好。
曹日：关注点是不同的，所以我们现在自采增多了，尽量以自己的角度报道，符合海外观众的视角报道。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直播量增加，现在每天非常紧张，这个频道是以新闻为主的频道，很多档直播新闻。新闻既依靠其他兄弟栏目，因为我们的人力还是有限的，还有自采的，和兄弟栏目的做成英语，我们有几位外国专家，从国外请来的新闻专家，因为这个语言毕竟不是我们的母语，他会改成适合外国观众的语言，比较地道的英语，然后播出去。现在就像流水线一样，每天非常紧张，因为我们都有多少道工序，记者出去采访回来之后不可能马上播出去了，里头可能采访的某位领导也好，某位观众也好，某位市民也好，他说的是中文，我们必须翻译成英语，还有配音，所以工序是复杂的。
曹日：原来基本上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包括人员的数量有限，人力有限。另外，整个中国的电视也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很多年前的新闻，回头来看也非常死板，后来也逐渐增加了直播，整个新闻的播报方式，包括新闻采访方式，包括技术手段的应用也有很大的变化，所以，我们也是随着整个中国国家的改革开放，国家的发展，包括中央电视台的发展在变化。一是角度不一样，还有一个是新闻的现场感非常重要。如果你有自己的记者去了，自己的记者站在事件的现场做一个出镜，马上拉近了观众的距离，使观众感觉到这确实是有记者到现场采访回来的报道，而不光光像以前那样，把别的新闻翻译成英文之后，效果差别很大，更可信，更容易让人接受。现在形成一种风气，一种共识，要增加自采，要让自己的记者多出去采访，有英文频道特点的新闻占的比例更大一些。
杨君：有时候会不会有一种责任或者一种感觉，就是一定要把中国的形象在世界上塑造的更高大一些？
曹日：对，这实际上是我们频道的宗旨，要向世界介绍中国。因为实际上对西方观众来说，了解中国非常少，包括有很多争议也好，有很多说法也好，点滴中国的说法也好，都是出于不了解。就跟同样两个人的交往一样，只能道听途说或者凭想象。如果一旦了解了，你会转变很大。我们重要的任务就是让外国人了解什么样的中国，中国现状是什么样的，中国实实在在的情况是什么样的，这样会消除很多误解。确实是对中国形象得到改变会有所改变。
我们有很多专家，从国外请的专家，包括我接触的很多外国人，来过中国的人他会说我觉得中国的很好，中国跟世界的差距没有那么大。比如说大的商场里什么东西都有，可以说世界大多数商品，在北京都能买到，没有必要像十年前、二十年前，大陆和香港的边界地区买什么东西，现在商品很丰富，世界各地有的中国都有。但是没有来过中国的人，他对中国的概念非常模糊。我大概两年前去日本，参加国际的电视制作会议。一个韩国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跟我说，我听说北京马路上拉的黄包车，现在怎么样？我到北京一定得坐坐黄包车。我跟他说已经没有黄包车了，他只能通过影像，老的电影来了解中国。
杨君：我看过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学者写的文章，说在美国媒体有时会有意将中国描绘得饥寒交迫，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曹日：有些人确实是出于某种国家利益、个人利益，在宣传上故意有一些偏差。但还也一些人确实不知道，渠道很有限，很多节目，主要世界媒体都是报道西方的事情。我们是给有兴趣知道中国的人提供了这个机会，你来看看中国北京的街景不比纽约差，夜里的霓红灯看着，也是灯火辉煌。以前他没有渠道，有些人很想了解，没有渠道。现在虽然频道还有很多路要走，真正要为西方观众所接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包括节目质量，包括播出方式。
杨君：申奥是一个机会，就会有更多外国的观众关注你的节目，也许曹日和大家在一定程度代表了中国的形象。你有没有这个感受？
曹日：我有一个感受，出国也好，包括出差也好，到一个地方首先把电视打开。如果去美国，到了宾馆以后首先把电视打开，如果看到中国的节目，就是母语节目，感觉特别亲切，可能别的节目都不看了，而关注这个频道。同样我就想中国办奥运会，中国改革开放，会有很多外国的商人也好，政府官员也好，包括学生来中国，他打开电视，如果他能够看到有一个说他们语言的节目，会感到非常亲切。他觉得北京是一个国际化的都市，他会有机会能够了解，比如他自己语言的节目，一下距离就拉近了，北京的形象一下就有很大的提高。出国，他乡遇故知。在国内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曹日：在海外有很多华人华侨特别关注。我有同学在国外，打电话说我在奥地利，昨天晚上看见你的节目了，还有一个同学在美国的佛洛里达州，说你现在出名了，不光中国人知道，在美国都有人知道，9.11事件之后看了一条新闻，是美国媒体播出的新闻，但是是接受中国方面的反映，看我在那播音。我突然的感觉，确实感觉到我们的节目范围越来越广，确实能够在国外有人接收到。
曹日：不光是英语节目，包括所有的节目都一样，代表的不是个人，从小的说代表中央电视台，包括着装、言谈举止，从大的说是代表中国的国家形象。
我佩服很多主持人的语言能力，驾驭能力，我老说我实际上是在播音，不是在说。所以，我看了很多，包括赵忠祥老师也好，这是老前辈，包括现在很多人，像王小丫，我跟李咏也很熟悉，我有时想如果我去主持这个节目行不行？我觉得不好说。因为我播新闻，所以我对这个有些崇拜。
曹日：还有音乐。我还喜欢听摇滚乐，西方的摇滚乐。特别遗憾的一件事，我跟很多人说，我觉得我特别遗憾的就是我的音乐修养不够，怎么不够呢？就是交响乐，那是人类公认的非常美的音乐，我不懂，我也非常想去学，但是由于小时候没有很多接触，我不太懂。我当然知道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施特劳斯的各种音乐，但我没有太多的接触，听不进去，不能理解那么深，感觉特别遗憾。
我觉得音乐和美术，可能是人最好的伙伴，陶冶情操最好的工具。但是我喜欢听摇滚乐，我觉得在那里也有一种放松，像Youtoo，像美国的邦.乔治，以前是专集，只要出一盘磁带我就买一盘。帕瓦洛蒂就是跟马有关系，而且他来中国引起很大的轰动，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他来到中国。那时我看他的自传，他来中国都没有想到，他觉得来中国演出没有那么多观众。我在大学里对古典音乐，包括著名的曲子都不是很熟悉，但是大学里都在谈这件事情，我也不由自主的想这件事，中国在那个时候条件不是非常好，仍然有那么多人喜欢音乐，喜欢跨越国界的西方的古典音乐，音乐确实是人类共通的财富。
杨君：你喜欢的格言是什么？你有没有比较崇拜的主持人？你喜欢崇拜的主持人，做我们这行的，会有一些榜样。
曹日：“两脚跨中西文化，一心做宇宙文章”。做到很难。我确实很佩服五四时代，有五四精神的一些人，。其实越是做这行的，崇拜谁越难。中国叫同行相倾。因为作为一个外人来看，觉得很神秘，他不自觉就会产生一种喜欢和崇拜。但是作为内行的人来说，就容易挑出他的缺点，所以我觉得崇拜可能说不上，但是我觉得欣赏是有很多的。比如说我佩服很多主持人的语言能力，驾驭能力，我老说我实际上是在播音，不是在说。所以，我看了很多，包括赵忠祥老师也好，这是老前辈，包括现在很多人，像王小丫，我跟李咏也很熟悉，主持《幸运52》，我有时想如果我去主持这个节目行不行？我觉得不好说。
因为在现场的状况下，作为一个观众，可以挑三捡四，可以随便说。但是真正在那么紧张的场合下要说，说的要连贯，有逻辑、有道理，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我挺佩服他们的，佩服能够驾驭现场的人，能够让观众跟着你的思路，跟着你的情绪有起伏，有波折，这是特别特别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播新闻，所以我对这个有些崇拜。我没有尝试过。国外的更有很多，包括美国的Larry King，访谈了各种各样世界著名的政治家也好，金融家也好，科学家也好，各种各样的人士，那种自如、自信，我觉得是非常值得佩服的。人需要有自信，而且人需要充实自己。他岁数很大，大概60多了，快退休了，但是驾驭能力非常强，我所说的这些我都非常佩服，我非常佩服有控制能力，有驾驭能力的主持人。凡是这样的人我都喜欢，因为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事情。
面对稿子，可能相对来说容易一些，但是要念的很好，说的很好也不容易，像我说的，要说新闻，确实把新闻的内在含义表达出来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面对那么大场面，因为我也曾经主持过一些活动，有些不是在电视里播出，我觉得不容易，控制场面不容易，驾驭场面不容易，要信做到有声有色，起伏不断，整个让40分钟的晚会，让人下来很轻松，那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很佩服这些。因为我看的更多的是新闻主持人。
我看的比较多的是BBC和CNN比较明显。我比较喜欢CNN的主持人，我觉得他可能放松一些，不是那么板。BBC可能更严谨一些，有专门报道重大历史事件的，阿富汗反恐怖战争，一直亲临前线，我也很佩服他们。他们作为一个主持人，作为一个记者，在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在脱稿的情况下滔滔不绝，而且说过去，说现在，说历史，头脑组织，思路清晰，表达准确，非常不容易。我有时投入可能慢一点，因为没有时间，我的精力不是很多。但我要真的投入进去还可以。我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拓宽点思路。
杨君：我对你非常看好，我觉得你的反应能力挺强的。你进来以后，让我们觉得跟想像的曹日不一样，中文说，现场的反映非常快。你的中文能做的非常好。我想像的曹日，可能要更板一点。我觉得你在这方面有天分，还没有完全充分发挥出来，需要继续努力。最后祝你更上一层楼。
